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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轻人不愿进厂 制造业比重下滑过快 2022年中国将失去"世界工厂"地位?

  对比发达国家的经验,中国制造业占GDP的比重下降得过早、过快。中国今年通过的“十四五”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深入实施制造强国战略,并首提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

  在服装加工厂林立的广州海珠康乐村一带,招聘市场上则出现了老板排长队等着被挑的场景。600米的城中村大街上,上千名制衣厂的老板们手持招工牌和样衣,等待着工人们的青睐。

  中国年轻人对制造业的热情正在下降。

  董生是广州仁义劳务派遣有限公司的老板。2006年,他刚进入劳务中介行业,彼时企业来挑工人,“要多少人,有多少人”。但从前年开始,招工变得一年比一年难。去年,一天还能招200多人,今年4月末,这个数字下降到70人左右。

  4月30日,国家统计局发布的《2020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》显示,2020年中国农民工总量28560万人,比上年减少517万人。这其中,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占27.3%,比重继续保持下滑态势。

  2008年至2018年,中国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数量平均年增长率为-2.84%,更多年轻人转而投向外卖、打车、快递、直播等新兴的服务行业。辽宁人陈淳(化名)20岁出头,刚来深圳成为一名快车司机。在他看来,开车的工作自由、灵活,要比进工厂做学徒轻松不少。

  中国制造走到了变革的关键节点,拥有大量廉价劳动力的历史已经翻篇。4月28日,英国《金融时报》报道,中国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或出现总人口低于14亿的结果。当下,深度老龄化迫近、人口红利窗口关闭,土地、原材料、海运物流等成本齐刷刷上涨,正将中国制造企业推向新的境况中。

  国际环境也颇为复杂。逆全球化思潮与新冠肺炎疫情促使欧美、日本等发达国家重新审视产业链的全球布局,纷纷出台补贴政策鼓励企业将制造业回迁。中国“世界工厂”的地位愈发受到泰国、菲律宾、越南、印度尼西亚、老挝、柬埔寨和缅甸等东南亚国家,乃至以墨西哥为首的南美诸国的挑战。

  3月底,工信部前副部长李毅中等人发言提醒,中国制造业占GDP的比重已经从2006年的32.5%下降至2019年的27%左右,严峻的状况要引起重视。多位专家表示,制造业比重下降不仅会拖累当期经济增长,影响城镇就业,还将带来产业安全隐患,削弱中国经济抗风险能力和国际竞争力。

  日本大和证券曾作出预测,中国最迟将在2022年失去“世界工厂”的地位。中国今年通过的《“十四五”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》提出深入实施制造强国战略,并首提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。如何稳住中国制造?

  “很多人口输出大省,现在都输不出去了”

  4月29日,日经新闻报道,松下公司将关闭位于上海市的干电池工厂,把面向北美市场的部分产能转移至中美洲工厂,原因是面临激烈竞争、无法实现增长。

  此前几年,索尼已经将北京的智能手机厂搬到了泰国;苹果公司将8个代工厂从中国迁往印度;三星在中国关闭了生产手机、电脑、电视的多个工厂,转战越南。更早些,鞋服行业的耐克、阿迪达斯、优衣库、无印良品等国际品牌先行一步,将代工厂转向了柬埔寨、越南、印度尼西亚、孟加拉国等地。

  中国为什么留不住这些劳动密集型工厂?

  核心因素是人力成本的上涨。国家统计局4月30日公布的数据显示:2020年,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月均收入4096元,比上年增加138元,增长3.5%,是增速最快的行业。2006年,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工的平均月收入为966元,15年间农民工的收入大约增了3倍。这意味着,制造企业的用人成本也增加了。

 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瑟·刘易斯认为,农业部门劳动力供给过剩,工业部门工资比农业部门稍高一点,即可吸引来自农村的无限劳动力供给。但随着工业部门日益扩张,劳动力供给变得短缺,只有提高工资才能继续吸纳劳动力进入工业。

  劳动力由过剩转向短缺、工资陡然上升的拐点就是“刘易斯拐点”。中国的“刘易斯拐点”在何时出现、是否是一个持续的过程,经济学界对此作过诸多讨论。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《经济蓝皮书》曾披露,2004年至2011年间,中国劳动年龄人口(16岁-65岁)的增量以每年13.6%的速度减少,这一变化直接导致劳动力不再无限供给,普通劳动者工资上涨成为必然。

  2012年至2019年,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和比重连续8年出现双降,支撑中国制造业发展的劳动人口变得越来越少。2020年,外出农民工16959万人,又比上年减少466万人。浙江、江苏、广东等制造业大省,曾一度是外来人口流入大省,现在也面临着“招工难”、“用工荒”的问题。

  今年春节后,浙江俊郞电气有限公司下属的一家子公司,一个普工都没招到。为了赶货,行政人员不得不跑到车间加班,仅3月份就加了29天班。董事长李志雄对《财经》记者感叹:“原来很多人口输出大省,现在都输不出去了。现在温州的外地人比重越来越少。人家出来上班十年二十年,等到小孩开始读高中、读大学,就不再出来了。”

  务工人员不断回流,可供社会支配的整体工时也越来越少。李志雄观察到,以前很多人读完初中、16岁就出来上班,现在的年轻人多拥有大专以上学历,20岁以后才开始工作,工作时间普遍缩短了6年左右;此外,70后、80后家庭生育多个子女,现在的新生儿太少,社会又出现老龄化,上班的人确实也少了。

  很多时候,并不是雇主愿意提高工资,就能招到员工。在江苏启东,赵晓(化名)的父亲经营着一家小规模的大理石加工厂。赵晓在网上发帖招工,将目标年龄定在30岁至50岁间,月薪给出7500元,有经验,工资还可以再涨。但招了半年多,合适者寥寥。

发展智能制造是解决用工难题、降低工业生产成本、提高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竞争能力的核心。图/视觉中国发展智能制造是解决用工难题、降低工业生产成本、提高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竞争能力的核心。图/视觉中国

  工厂过度提高工资将面临无利可图的窘境,同时,年轻人的择业观念也在转变。这些年,中国新一代年轻人的成长环境得到极大改善,农村孩子不愿再像父辈那样,从事高强度加班、低福利保障、工作环境简陋以及流水线、螺丝钉式的普通制造工作。制造业对年轻人的吸引力正在减弱。

  董生对《财经》记者说,年轻人进工厂,多是“这里看看、那里看看,先逛来逛去,没人肯留下来做事”。

  长虹集团副总工程师阳丹对《财经》记者分析,现在的年轻人有住房、结婚、教育小孩的压力,更愿意做一些能挣快钱的事,尽早实现财富自由。就业选择与价值观多样化后,大家愿意在抖音上发表观点,而不是踏踏实实做事情。但制造业本身是“垒出来、码出来”的,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充满激情,更多表现为一种按部就班。

  在这种情况下,经济欠发达的国家承接中国制造业转移的优势就凸显出来了。

  前年,李志雄考察过乌兹别克斯坦的制造业投资环境:中国一家企业在当地投资,享有土地、厂房、税收等方面的政策优惠,派驻20多个工程师,大量雇佣当地员工,每人月薪在1000元左右,一年的净利润能达到两三亿元人民币。

  “人家也很能干,天天加班,没问题的。”李志雄说,现在温州的普工工资不提到6000元,已经很难招到愿意干活的人。而在印度,每人每月的工资仅600元-800元,中国已经没办法和越南、印度等国家拼“人口红利”了。

  如何看待“制造业比重过早过快下降”?

  今年3月以来,工信部原部长苗圩、工信部原副部长李毅中、社科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蔡昉等人纷纷发言表示,对比发达国家的经验,中国制造业占GDP的比重下降得过早、过快。

 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魏后凯认为,从发达国家的增长规律看,在人均GDP从8000美元向1.2万美元迈进的过程中,保持制造业的合理比重是一国跨越“中等收入陷阱”的重要保障。近年来,中国不仅存在过早“去工业化”现象,而且“去工业化”还呈现全面、快速的特征。

  中国制造业占GDP的比重从2006年开始下降,变化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:2006年至2011年,中国制造业比重从32.5%降至32.1%,缓慢下降;至2016年,制造业比重降至28.1%,快速下降;至2019年,比重继续降至27.2%。

  工信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所工程师张亚丽曾对此做过系统性研究。她告诉《财经》记者,对比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进程,美国制造业比重27年下降8.1个百分点,韩国6年下降1.7个百分点,日本8年下降2.6个百分点,而中国13年下降5.3个百分点,下降速度明显过快。

  下降的时间也提前了。张亚丽说,中国在2006年人均GDP为3069美元时,制造业比重就出现下降,而美、日、德等国的制造业比重分别在人均GDP为1.7万美元、1.9万美元、2万美元时,才开始出现下降。中国制造业比重应在人均GDP为1.9万美元左右,预估即2040年左右出现下降,才较为合理。

  为什么会出现“过早过快下降”的现象?

  张亚丽分析,东部地区在企业技术提升、产业结构升级的同时,面临劳动力、土地等成本的不断上涨,生产要素价格高企迫使制造业企业向低成本地区转移;制造业企业利润偏低、未来预期不高等问题持续存在,生产要素逐步向服务业、房地产行业集聚,此消彼长的过程导致制造业占比下降。

  此外,张亚丽说,传统统计方式无法反映出制造业领域延伸形成的新业态、新模式,部分制造业企业被纳入服务业统计范畴,也会导致制造业增加值占比下降。

  例如:集成电路产业在发展初期包括四个环节,设计、制造、检测、封装,四个环节紧密结合在一起,统计都列入制造业。但随着技术发展,四个环节独立成了四个产业,其中的设计和检测成了服务性产业,真正列入到制造业统计范围内的,只剩下制造和封装。

  “像小米公司这种,到底算服务业还是制造业?”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工业发展研究室主任邓洲向《财经》记者强调,不能完全从制造业占比数据来判断中国制造业比重是否合理。一方面,中国较后实现工业化,实现工业化时的制造业占比不可能跟日本、美国完全一致;另一方面,技术进步造成的产业融合及其趋势的全球化,也会造成制造业占比降低。

  统计数据本身也会造成一定误读。李志雄分析,制造业比重下降与制造业没有增长不是一个概念。人们的消费需求由购买物质产品逐渐转变为旅游、网购等服务消费,服务业增速大于制造业,会导致制造业占比降低。去年,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.9%,工业为零,制造业是-2.2%。李毅中认为,工业和制造业投资的增幅应该和全部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幅相当,才能保持制造业占比的基本稳定。

  值得注意的是,制造业始终是中国实体经济的根基,全国327万家制造企业吸纳了1.05亿人就业,占总就业的27.3%,居各行业之首。邓洲说,中国最具有竞争力的产业就是制造业,制造业比重下降肯定会对整个国家的竞争力产生很大影响。参照国际经验,即便是美国,制造业比重过低,也确实会产生一系列风险。

  更何况,现在的中国还不是制造业强国。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完整的工业部门,220多种产品的产量居世界第一。2020年,中国工业增加值达到31.31万亿元,连续11年成为第一制造业大国。但2018年,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为28974.93美元/人,仅为美国的19.3%、日本的30.2%和德国的27.8%。苗圩说,在全球制造业四级梯队格局中,中国处于第三梯队,距离“制造强国”目标至少还需30年。

  两面夹击之间,如何稳住制造业?

  眼下,欧美高端制造业回流、东南亚低端制造业崛起,中国制造正在面临“夹心化”的双重压力。

 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,发达国家纷纷反思“脱实向虚”的发展模式,推行再工业化战略,高端制造的竞争也在加剧。这些年,美国发布“先进制造业伙伴计划”、德国提出“工业4.0”、日本启动“再兴战略”、法国颁布了“工业新法国”、英国实施“高价值制造战略”等,制造业重新成为了全球经济竞争的焦点。

  美国回流介议协会发布的数据统计报告显示:2010年至2018年,因制造业回流和外商直接投资累计创造了75.7万个工作岗位,约占同期美国新增制造业岗位的三分之一,仅来自中国的制造业回流创造的工作岗位就占59%。2008年后,主要发达国家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下降趋势放缓,甚至开始逆转抬升。

 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,全球产业链加速进入重构期。中国能否在新一轮调整中找到自己的定位,至关重要。

  乐观的是,邓洲判断,中国制造的地位不容易被替代。中国制造已经成为全球制造业不可或缺的一环,失去中国制造,全球制造业的成本、产品价格都会上涨。加之,其他国家的产业无法为中国14亿人口提供如此众多的产品,因此中国的低端产业不可能全部转移出去,还是要保持一个相对完整的产业体系,尤其是在化工原材料等技术性行业领域。

  同时,中国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在提高,正从单纯的劳动力无限供给变为人力资源综合优势。中国还有创新、技术能力、产业配套等竞争优势。例如,越南就缺少工程师、零部件配套等资源条件,因此疫情发生后,制造业很难正常运转。邓洲说,“我们进行了简单的核算,越南等东南亚国家的劳动力成本将高速上涨,不到十年就会丧失这一优势。”

  邓洲认为,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是0和1的差距,而是1和2的差距,这不是其他国家一朝一夕可以培养的。中国还要不断进行产业升级,但须注意的是,中国体量已经如此庞大,成为了全球经济治理结构中的重要参与者。未来,中国的产业分工、产业政策不能再像从前那样只考虑国内发展,必须顾及到对其他发达国家的影响。

 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产业所产业政策室副主任盛朝迅提出一种策略:未来十年,中国产业发展的目标仍应定位于中高端,向第二梯队(日、德)进军,不与第一梯队(美国)正面竞争。到2030年,制造业比重稳定在30%左右,先进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占制造业比重超过50%,制造业劳动生产率达到发达国家三分之二左右水平。

  如何实现这一目标?

  首先,要将制造业比重稳定在30%左右——就必须完善产业基础配套和社会公共服务,优化税收、金融等相关政策,增强企业家的投资信心,促进制造业投资增速与社会固定投资增速保持一致、甚至高于后者。此外,还要解决技术“卡脖子”问题,避免企业因原材料、中间品的供应断裂而停止运转,从而引发更多风险。

  要实现第二个目标——先进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占比超过50%,则必须依托产业集群的力量。

2021年 3月3日,元宵节之后的工作日,广州康乐村街头,制衣厂的老板们排成一列,手里拿着样板招募前来务工人员。图/人民视觉2021年 3月3日,元宵节之后的工作日,广州康乐村街头,制衣厂的老板们排成一列,手里拿着样板招募前来务工人员。图/人民视觉

  今年3月,工信部公布了先进制造业集群决赛优胜者名单,被外界解读为中国制造业的“国家队”。深圳、广州、上海、成都、南京、青岛、杭州、长沙、西安、佛山、东莞、苏州、宁波、株洲、德阳等9省21个城市的25个产业集群上榜,涉及信息技术、物联网、智能装备、生物医药、新材料等多个行业。

  工信部副部长刘烈宏表示,“十四五”期间,将抓住产业链重点节点,梯度培育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企业、制造业单向冠军企业和产业链“链主”企业,支持大企业整合创新资源和要素,引导中小企业提供更多独门绝技,促进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。

  “现在浙江在打造产业集群,我觉得是一件好事。现在包括将来,大家都要跟欧美国家真正地去竞争那些中高端的工业产品市场。”李志雄说,在电力行业,外企施耐德、西门子的产品一个能卖几万元。中国龙头企业以相差不大的制造成本、生产同样的产品,只能卖几百元。中国产能输出大、产效收入小,培育产业集群将有利于孵化高端品牌,提升制定行业标准的话语权。

  李志雄认为,产业集群做得好,也能起到最快的示范作用,促进中国企业共同竞争、成长。“一个大工业区里有100家企业,有一家自动化设备用得好,其他企业也会学习跟进,从而提高与国外竞争的整体实力。还有,上下游产业链的配套优势不容易被复制,这也是中国制造的一个优势。”

  如何搭乘“智能制造”的快车?

  要实现第三个目标——制造业劳动生产率达到发达国家三分之二左右水平,不能指望人口增长,只能依靠智能制造。

  李志雄认为,打造无人工厂、实现工业自动化,是解决用工难题、降低工业生产成本、提高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竞争能力的核心;通过智能制造提高品控能力与产品质量,也能促进产品质量提升,向欧美国家看齐。

  4月14日,工信部发布了《“十四五”智能制造发展规划(征求意见稿)》,提出到2025年,建设2000个以上新技术应用智能场景、1000个以上智能车间、100个以上引领行业发展的标杆智能工厂,重点行业骨干企业初步实现智能转型;到2035年,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全面普及数字化。

  而2015年以来,中国已经陆续在近百个行业中遴选了超过200项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,探索初见成效。长虹智能制造产业园就是其中之一。这家投资约55亿元兴建的产业园,涵盖智慧显示终端、智慧能源及相关配套产业,将工业机器人、机器视觉、边缘计算等技术引入了生产流程中。目前,长虹智能生产线能减少70%的人力、人均产出效率提升65%、物流自动化率达到95%。

  阳丹说,少人化是智能制造的一个发展方向,但少人化不等于无人化。长虹探索智能制造最终想解决的问题,是以工业化手段满足个性化的消费需求,在物联网时代以柔性化生产承接碎片化订单,实现大规模的个人定制生产。

  前景可期,但对于中国更多中小企业而言,实现智能制造有更长的路要走。

  一方面,智能制造有待找到精确的落地场景。邓洲说,受限于专用性和数据量规模,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的融合场景主要是在医疗、汽车、教育、金融等非制造行业的研发、营销和售后服务环节。“智能制造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?信息化技术在制造业应用在什么地方?帮助制造业解决什么困难?”这些答案还不明晰。

  另一方面,智能制造投资高、风险大,付出与投入可能不成正比,也会引发企业家的投资顾虑。李志雄说,各个省市推出打造数字化车间等技改措施,但企业家考虑的是,现在的生意效益不好,投资几百万、上千万元做智能改造,将面临自动化设备贵、维护成本贵、不会使用等挑战。

  “自动化要循环渐进去推,不要短时间追求完全的高端自动化。”李志雄建议,企业因地制宜进行数字化车间改造,第一年少投资点,让员工和管理团队先适应,从车间每年递增的人工需求开始,解决员工缺口需求。第二年见效益后,再酌情而定,保持生产需求稳定,人机结合,保证企业资金投入和自动化设备应用有一个良好的推进。阳丹也认为,智能制造不应该设定统一的标准进行衡量,企业会根据自身的行业特点、业务开展方式、供应链、人员流动等情况,做到现阶段最佳平衡,再不断提高信息化与数据利用水平。

  当下,推广智能制造,国家与产业层面还能做什么?

  多位专家指出,应当“像鼓励芯片一样”去鼓励生产智能制造装备的国内企业。目前,支撑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发展的核心技术和关键器件、设备仍然被发达国家控制,国产化不仅可以降成本,也有利于促进国内制造企业与设备厂商的设备上网与数据联动,通过工业互联网打通制造产业链上下游的联合创新。

  参照发达国家经验,促进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无一不是在加强基础研究、大数据构建、形成应用场景以及加强复合型人才培养等方面进行努力。为此,邓洲还建议:

  第一,高度重视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,进行科学规划,并建立以基础研究为重点的国家实验室;第二,构建机器学习所需的工业大数据库,夯实大数据基础,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的模式创新和业态创新;第三,鼓励中国优势制造业企业逆向整合利用全球人工智能创新资源,加强与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相关企业的战略联系;第四,调整相关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体系,适应制造业步入人工智能时代的需要,同时评估和防范人工智能发展过程中可能引发的社会问题。

  “相比发达国家,中国实现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发展的需求更加迫切。”邓洲希望,中国能搭乘国际人工智能高端科技发展的快车,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攀升,实现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根本转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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