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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博源基金会学术委员丁学良:疫情对中国供应链优势的影响

时间:2020-04-16     【转载】   来自:FT中文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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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就好像正常状态下,你不觉得淡水有多重要,但一旦掉进沙漠中,那就不一样了。现在,就仿佛全球三分之二的人被抛进了沙漠,淡水就变得极其稀缺。


FT中文网:很多观察者认为,中国已经构建了全世界最完整的制造业供应链,很难搬得走。现在这种看法是否要做调整?


丁学良:改革开放几十年间,中国建立了虽不是最尖端、但的确最完备的制造业供应链。但是,总有个需求问题吧?中美贸易战白热化之前,中国已经有了很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,中国政府已经采取了很多措施,包括“一带一路”,想要转移出去一部分产能,因为发达经济体不需要这些东西了。疫情之后,除了刚才讲到的供应链迁出的问题,给中国的订单恐怕也只会大幅减少,有完备的供应链又能怎么样?这就好像出租车公司说,我有两百辆车,都是好车,但是街上没人用车,有车又有什么用呢?


FT中文网:2003年时你在香港亲历SARS,这一次则是在深圳观察两岸三地的应对。你如何比较这两场疫情?


丁学良:如果以2003年SARS作为最重要的参照物,17年来,中国最大一个进步,就是学习美国的疾病控制与预防系统(CDC),建立了传染病通报机制。但是,中国的CDC不能独立运转,不能独立对公众发布信息,这在我看来,这次疫情最大的教训。


武汉这一次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?我认为,中国CDC系统有很大可能是向上通报了,因为只要在实验室里证明病毒可以人传人了,按照中国政府规定,四小时内必须向北京的CDC最高层通报。就算这个通道没有这么畅通,在CDC系统内部,专家们可以私下通话讨论。但CDC无法干预行政机构最终的决策,也无法召见媒体,必须通过行政部门才能发布消息。


然而,假设武汉的情况最早发生在香港——香港因为曾是SARS重灾区,对传染病特别警惕——那么非常可能发生的是,首先,香港的几位传染病专家会密集开会讨论,列出预防措施,并在第一时间通知政府最高层。如果政府认同专家意见,立刻就会进入行政决策和实施;即便政府认为疫情没有那么严重,不同意专家意见,也没有权力禁止专家们见媒体,禁止他们向学生、同僚讲这件事情。这么一来,媒体肯定会跟进,民众会很快得知实情。


传染病系统内部的信息畅通,也非常重要。比如,2003年遭到SARS爆发时,香港没有在第一时间得到信息,这让他们从此知道,不能完全依赖官方渠道,很多时候要靠同仁关怀,从大陆同僚那里得到信息。所以香港传染病专家在去年12月底就得知武汉疫情了,也通报了香港政府。再看台湾。台湾在抗击SARS时做得很糟糕,之后汲取了深刻教训。而台湾又不是世界卫生组织(WHO)成员,无法参加正式会议,得不到正式渠道传递的消息,只能高度依赖与内地同行之间的交流。12月下旬,台湾医疗界从内地同行处得到消息后,也已经高度警惕,而且还不那么自私,也把信息返回给了中国大陆官方,因为在大陆的台商很多,这么做有保护台商的心理,几乎在同时,台湾还通知了WHO——它没办法去WHO开会,但可以通过WHO的IHR机制(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s, 国际卫生条例)联系WHO,台湾官方还保留了当时发报告的记录。但是,WHO接到台湾报告后没有给出反馈。


所以说,对中国而言,即使我们有最好的病毒实验室,也有CDC,但如果这个专业系统无法独立运转——内部得出的结论无法对公众发表,那就无法发挥最大作用。而在国际层面,疫情之后,WHO的改革一定是重点。


FT中文网:现在中外媒体上都有关于各国防疫“作业”的比较,很多人认为中国的方式是最优的,你怎么看?


丁学良:我不大认同。即便站在一个中立的立场,我们也只能说,中国大陆所采取的方式中,有些是有效的,有些没那么有效。在信息透明的情况下,即使给定国情,中国大陆也能做的好得多。


举个例子,假如在去年12月,医疗系统的警告能及时发布出来,然后迅速对武汉市内的高危人群,比如海鲜市场周围的人群做测试,确诊的甚至疑似的,测出一个送走一个,送到地广人稀的地方,比如张家界,在那里建简易房,隔离治疗,那么到元旦之前,大概隔离千把人,也就控制住了。而把受传染者继续留在武汉这么一个千万人的大城市,加上信息又不透明,出现了医疗挤兑,最后发展成现在这个样子。所以我不能接受中国的抗疫方式是唯一的最好的。


FT中文网:民意在这一点上撕裂得很厉害。


丁学良:我也不认为我们在网络上看到的听到的,就代表了真正的民意,因为最关键的信息都还没放在桌面上。假如把信息都放到桌面上,我相信绝大多数理性的人会趋于意见的一致,而不会在这些事情上变得过于情绪化。举个例子,湖北籍、武汉籍人士现在在很多地方受到歧视,连九江和武汉都打起来了,但是我现在在深圳,深圳是个年轻的开放的移民城市,很多人学过外语,受过高等教育,深圳市民知道,一旦湖北放开,会有40万湖北人来到深圳务工,但深圳人在这一点上没有什么多大的割裂,深圳在做很多准备,欢迎湖北籍的人过来。


从社会科学的角度来讲,民意反映的是informed public的意见和判断,而informed public就是指公众在应该得到信息的时刻,得到了能够得到的最大化的信息。只有这两个条件满足了,公众的意见和判断才是真正的民意。


FT中文网:最近国外媒体上,已经出现了一些社会团体,比如律师协会,要向中国追责索赔的报道。你注意到吗?


丁学良:我注意到,有些国家的一些社会团体、宗教团体,企业、智库,在推动向中国追责,但这些行动还没有进入到这些国家的政府层面。现在还无法预知会不会有外国政府对中国采取行动,如果采取行动,还要取决于这个国家是联邦制还是中央政府制,以及这个国家的法律对于民事纠纷赔偿的规定,不同的国家规定是不同的。


以美国为例。在美国的法律政治体系下,即使联邦或者州政府不发起任何行动,也无法禁止社会组织和个人做这件事,而只要有一起赔偿诉讼的官司打成功了,不管赔偿是象征性的还是实际性的,都会大大鼓励其他的组织个人采取同样的手法。


如果出现这类官司,美国法庭即使不能够强制被告方到美国出庭,但它一旦做出了有利于控方的裁决,被告方不出席的话,默认就输了。美国法庭可以找到与被控方有关联的机构或者企业,比如在美国有资产的国有企业,然后进入第二步申诉环节,甚至冻结这些企业机构的资产。美国以前对俄罗斯、古巴和委内瑞拉其实都这么干过。


美国法律还允许集体诉讼,只要有一人出面打官司,就可以在起诉书上把其他所有潜在的受损人包括进去,哪怕连这些人的名字都不知道,而赔偿也是给所有控方的。一定会有律师事务所愿意做这个事情,因为这类官司对他们的声誉有很大的提升。可以说,这类官司重要的不是打不打得赢,而是它们的象征意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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